探索《安娜·卡列尼娜》第22章,包含英文原文、中文（简体）翻译、详细的雅思词汇与解释,以及英文原版音频。聆听并提升你的阅读技巧。
当安娜发现多莉先她一步回到家中时,她仔细地注视着多莉的眼睛,仿佛在询问她与弗龙斯基的谈话,但嘴上却没有问一个字。
“我想现在是晚饭时间了,”她说,“我们还没有好好聊过。我指望晚上呢。现在我要去换衣服。我想你也要去吧；我们在工地那里都溅了一身泥。”
多莉回到自己房间,觉得有些好笑。她已穿了最好的裙子,无法再换衣服。但为了表示自己也为晚餐准备了一番,她让侍女刷了刷裙子,换了袖口和领结,又在头上系了些花边。
“我只能做到这样了,”她微笑着对走进来的安娜说,这时安娜已换上第三套衣服,同样极尽简约。
“是啊,我们这儿太讲究了,”安娜说,仿佛在为自己的华丽致歉,“阿列克谢对你的来访高兴极了,他很少对什么事这么开心。他完全被你迷住了,”她补充道,“你不累吗？”
饭前没有时间多谈。走进客厅,他们发现瓦尔瓦拉公爵夫人已经在那里,同来的男士们都穿着黑色礼服。建筑师穿着燕尾服。弗龙斯基把医生和管家介绍给客人。至于建筑师,他已经在医院里介绍过了。
一个胖管家,圆下巴刮得精光,打着浆硬的白色领结,气派非凡地宣布开饭。女士们起身。弗龙斯基请斯维亚日斯基陪同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入席,自己则向多莉伸出胳膊。韦斯洛夫斯基抢在图什克维奇之前,向瓦尔瓦拉公爵夫人献殷勤,于是图什克维奇只好和管家、医生一起走在最后。
晚餐、餐厅、餐具、侍者、美酒和菜肴,不仅与整栋房子那种现代奢华的格调相称,甚至更加丰盛时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注视着这她从未见过的奢华,作为一个善于持家的主妇,尽管她从未想将自己看到的东西搬到自己家里--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她的生活水准--但她还是忍不住打量每个细节,想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布置、由谁操持的。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她的丈夫、甚至斯维亚日斯基以及许多其他她认识的人,都从不会思考这个问题,而是轻易相信每位彬彬有礼的主人所想让客人感受到的--即家中一切井然有序,主人家毫不费力,自然而然地就做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清楚地知道,就连孩子们早餐的粥也不会自己变出来,因此,要维持如此复杂豪华的排场,必然有人费心打理。从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扫视餐桌的目光,从他向管家点头示意的方式,以及他为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提供冷汤或热汤的选择,她看出这一切都是由男主人亲自关照和维持的。显然,这负担并非落在安娜或韦斯洛夫斯基身上。她、斯维亚日斯基、公爵夫人和韦斯洛夫斯基一样,都是客人,轻松愉快地享受着为他们准备的一切。
安娜只是作为女主人来引导谈话。在一张小餐桌上,有管家和建筑师这样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场,他们努力不让自己被这种不习惯的优雅所压倒,又无法参与太多的交谈,这使得女主人的谈话颇为困难。但安娜以她一贯的机敏和自然引导着对话,正如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所观察到的,她甚至乐在其中。谈话从图什克维奇和韦斯洛夫斯基两人独自划船开始,图什克维奇描述起最近在彼得堡的游艇俱乐部举行的划船比赛。但安娜抓住第一个停顿,立即转向建筑师,以打破他的沉默。
“尼古拉·伊万内奇很惊讶,”她指的是斯维亚日斯基,“自从上次来这里之后,新建筑又有了很大进展。我每天都去那里,每天赞叹它的建造速度。”
“跟阁下干活就是痛快,”建筑师微笑着说（他既恭敬又稳重,不失自尊）,“跟地方当局打交道就完全不同了。写文件要写一大摞,而我只要找伯爵说一下,三言两语事情就定下来了。”
“对,他们那里盖房子很合理……”
谈话转到美国滥用政治权力的问题,但安娜迅速引开话题,以便让管家也加入谈话。
“你见过收割机吗？”她问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刚才骑马去看了一台。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就像一把把小剪刀。一块板子,上面有很多小剪刀。就像这样。”
安娜用戴着戒指的美丽白手拿起刀叉,开始演示机器如何工作。很明显,她知道从自己的解释中别人什么也听不懂,但知道自己的话语悦耳、双手美丽,她还是继续解释着。
“更像是小折刀,”韦斯洛夫斯基打趣道,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安娜几乎难以察觉地微微一笑,但没有回答。“是不是很像小剪刀,卡尔·费奥多雷奇？”她对管家说。
“哦,是的,”德国人回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于是他开始解释机器的结构。
“可惜它不能捆扎。我在维也纳展览会上见过一种能用铁丝捆扎的。”斯维亚日斯基说,“那样用起来更划算。”
“这要看情况……铁丝的价格必须计算出来。”德国人从沉默中振作起来,转向弗龙斯基说,“这可以计算出来,阁下。”德国人正要伸手去掏口袋里常带的铅笔和笔记本,但想起这是在餐桌上,又看到弗龙斯基冷淡的目光,便打住了。“太复杂,麻烦太多,”他总结道。
“想要收入,就得有麻烦,”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模仿德国人的口吻说,“我热爱德语,”他又带着同样的笑容对安娜说。
“住口,”她带着戏谑的严厉说道。
“我们原本以为会在田里碰到您,瓦西里·谢苗内奇,”她对那位看起来病弱的医生说,“您去了吗？”
“我去过,但逃走了,”医生带着阴郁的诙谐回答。
“那您可算好好散了步？”
“那位老太太怎么样了？但愿不是斑疹伤寒吧？”
“真遗憾！”安娜说,如此向家庭圈子履行了礼节性的关切后,她又转向了自己的朋友们。
“不过,照您的描述来造一台机器,倒是件难事,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斯维亚日斯基开玩笑地说。
“哦,不,为什么？”安娜微笑着说,那笑容表明她知道自己对机器的讲述中有某种迷人的地方,被斯维亚日斯基注意到了。这种新的少女般的卖俏让多莉感到不快。
“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建筑知识可了不得,”图什克维奇说。
“没错,我昨天还听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谈论墙基和防潮层,”韦斯洛夫斯基说,“我说得对吗？”
“见得多听得多,没什么可稀奇的,”安娜说,“不过,我敢说您连房子是用什么造的都不知道吧？”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看出安娜并不喜欢她与韦斯洛夫斯基之间的那种戏谑语气,但仍在违心地迎合着。
弗龙斯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与列文截然不同。他显然不把韦斯洛夫斯基的胡扯当回事,相反,他还鼓励他的玩笑。
“哦,一种糊状的东西……不,腻子,”韦斯洛夫斯基说,引起一阵大笑。
晚餐席上,除了医生、建筑师和管家一直保持阴郁的沉默外,其他人谈笑风生,话题不断跳跃、衔接,不时刺痛某人的神经。有一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觉被深深地刺痛了,脸涨得通红,事后她还在想自己是否说了什么过分或冒失的话。斯维亚日斯基说起列文,描述他古怪的观点,认为机器对俄国农业只有害处。
“我无缘结识这位列文先生,”弗龙斯基微笑着说,“但他大概从未见过他所谴责的机器；或者就算他见过或用过,那也一定是某种奇奇怪怪的俄国仿制品,而不是外国机器。一个人对这个话题能有什么看法呢？”
“土耳其式的看法呗,”韦斯洛夫斯基转向安娜微笑着说。
“我无法为他的观点辩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激动地说,“但我可以说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如果他在这里,他很知道该如何回答您,虽然我做不到。”
“我非常喜欢他,我们是好朋友,”斯维亚日斯基和善地笑着说,“不过恕我直言,他有点古怪。比如,他认为地方议会和仲裁委员会都毫无用处,他不愿参与任何事。”
“这是咱们俄国人的冷漠,”弗龙斯基一边将冰壶里的水倒入高脚细颈杯,一边说,“我们意识不到特权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拒绝承认这些责任。”
“据我所知,没有谁比他更恪尽职守,”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被弗龙斯基那种优越的语气激怒了。
“就我而言,”弗龙斯基接着说,显然出于某种原因,他对这个话题特别在意,“像我这样的人,相反,非常感激他们给予我的荣誉--多亏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指了指斯维亚日斯基）推选我当治安法官。我认为,出席庭审、判决农民关于马匹的纠纷,与我所能做的任何事一样重要。如果他们选我进地方自治会,我将视为一种荣誉。只有这样,我才能回报我作为地主所享有的好处。不幸的是,他们不理解大地主在国家中应有的分量。”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听到他在自己家中如此平静地确信自己正确,感到很奇怪。她想起列文,虽然持有相反观点,但他在自己家中也同样是那么坚信不疑。但她爱列文,所以站在他一边。
“那么伯爵,我们可以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指望您了？”斯维亚日斯基说,“不过您得早点来,以便八号之前抵达。如果您赏光,可以住在我那里。”
“我倒是同意您那位连襟的看法,”安娜微笑着说,“尽管理由不尽相同。我担心如今这些公共职责太多了。就像过去政府官员太多,每件小事都得找个官员；现在呢,每个人都在履行某种公共职责。阿列克谢来这里六个月,我算算他已经是五六个不同团体的成员了。照这样下去,所有时间都要浪费在上面。我担心这类团体数量太多,最终只会流于形式。您参加了多少个,尼古拉·伊万内奇？”她转向斯维亚日斯基--“我猜有二十多个吧。”
安娜说得轻描淡写,但语气中能察觉到一丝恼怒。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仔细观察着安娜和弗龙斯基,立刻觉察到了这一点。她还注意到,在安娜说话时,弗龙斯基的脸上立刻露出严肃而固执的表情。注意到这一点,又看到瓦尔瓦拉公爵夫人连忙改变话题谈起了彼得堡的熟人,再想起弗龙斯基在花园里毫无关联地提到他在乡下的工作,多莉猜测,这个关于公共活动的问题与安娜和弗龙斯基之间某种深刻的私人分歧有关。
晚餐、美酒、餐桌布置都很好,但这一切都像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近年来已不熟悉的正式宴会和舞会那样,带着一种千篇一律的拘谨,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在这样一小群朋友中间,反而让她感到不自在。
饭后他们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草地网球。玩的人分成两队,站在一张拉紧的球网两边--网由镀金柱子支撑,建在精心平整和碾压过的槌球地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试着打了一会儿,但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懂规则,等她弄明白时已经累得不行,便和瓦尔瓦拉公爵夫人一起坐下观战。她的搭档图什克维奇也放弃了,但其余的人打了很久。斯维亚日斯基和弗龙斯基都打得很好,也很认真。他们密切注视着飞来的球,不慌不忙,互不干扰,熟练地跑上去等球弹起,然后干净利落地将球回击过网。韦斯洛夫斯基打得比其他人差一些。他太急躁,但他的活力让场上气氛很欢快。他的笑声和喊叫从未停歇。和同行的其他男人一样,经女士们允许,他脱掉了外套,结实匀称的身材穿着白衬衫袖子,红扑扑的流汗的脸,再加上冲动的动作,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深深印在记忆里。
那天晚上,当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躺在床上时,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在槌球场上飞奔。
比赛进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并不开心。她不喜欢瓦先卡·韦斯洛夫斯基和安娜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轻浮戏谑的语气,也不喜欢成年人单独在一起,没有孩子,却玩着孩子般的游戏那种不自然。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也为了消磨时间,她休息了一会儿后又重新加入比赛,假装很开心。整整一天,她觉得自己仿佛在一家戏院里演戏,那些演员比她高明,自己蹩脚的演技破坏了整场演出。她原本打算,如果一切顺利就住两天。但到了晚上打球时,她决定第二天就回家。那些她来时曾十分憎恶的母亲式的操劳和烦恼,在离开它们过了一天之后,现在却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吸引她回到它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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