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 Epilogue: 1813 - 20 – Chapter two (第二章)

如果我们像历史学家那样假设,伟人引领人类达到某些目标--俄国的强盛或法国的强盛、欧洲权力的平衡、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进步,或其他任何目标--那么不引入偶然和天才的概念,就无法解释历史事实。

如果十九世纪初欧洲战争的目标是增强俄国的实力,那么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在没有先前所有战争和入侵的情况下实现。如果目标是增强法国的实力,那么没有革命和帝国也可能达到。如果目标是传播思想,那么印刷机比战争更能胜任。如果目标是文明的进步,那么显而易见,传播文明有许多比毁坏财富和生命更便捷的方式。

为什么事情以这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发生？因为它就这样发生了！历史说:“偶然创造了局势,天才利用了它。”

但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天才？“偶然”和“天才”这两个词并不指代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因此无法定义。它们只表示对现象理解的某个阶段。我不知道某一事件为何发生；我觉得我无法知道；所以我不试图去知道,而谈论偶然。我看到一种力量产生超出普通人能力范围的效果；我不明白为何会发生,便谈论天才。

对于一群公羊来说,牧羊人每晚赶进特殊围栏喂养、长得比其他羊胖一倍的那只公羊,必定被视为天才。而这只公羊--每晚不进普通的羊圈,而是进入有燕麦的特殊围栏,最后长肥了被宰杀吃肉--这必定被看成是天才与一系列非凡偶然的惊人结合。

但公羊们只需不再假定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实现它们羊类的目标；它们只需承认发生的事可能也有它们无法理解的目的,那么它们将会立刻感知到那只被养肥的公羊身上发生的事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即使它们不知道被养肥的目的何在,它们至少将会知道那只公羊身上发生的一切并非偶然,并且将不再需要偶然或天才的概念。

只有当我们放弃自以为能洞悉直接可理解的目的的主张,并承认最终目的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时,我们才能看清历史人物生命中的经历序列,并感知他们所产生（与常人能力不可通约）的效果的成因,此时,“偶然”和“天才”这些词就变得多余了。

我们只需承认我们不知道欧洲动荡的目的,只知道事实--即那些谋杀,最初发生在法国,接着在意大利、非洲、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以及俄国--并且从西到东和从东到西的运动构成了这些事件的本质和目的；那么,我们不仅不需要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身上看到非凡的能力和天才,而且会认为他们与常人无异,我们也无需借助偶然来解释那些使这些人成为他们那样的微小事件,而是将会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微小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

放弃对最终目的的认识的要求,我们将清楚地看到,正如人们无法想象任何植物自身产生的花朵或种子会比它更适合它一样,我们也不可能想象任何两个人能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连同他们全部的过去,更完全地被塑造以适应他们必须履行的目的,直至最微小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