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他穿戴整齐后,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往身上洒了些香水,拉平衬衫袖口,将香烟、皮夹、火柴、带双链和印章的怀表一一塞入口袋,抖开手帕。尽管心中不快,但他觉得自己干净、芬芳、健康、身体舒畅,便微微晃动着双腿走进餐厅--那里咖啡已经备好,咖啡旁还放着信件和办公室送来的文件。

他读了那些信。其中一封很叫人不快,来自一个商人,那人想购买他妻子名下的林地。卖掉这片林子是绝对必要的；但目前,除非他与妻子和好,否则这件事根本没法谈。最恼人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竟然这样牵扯进与妻子和好的问题。想到自己可能被利益驱使,为了卖掉林子而寻求与妻子和解--这个念头刺痛了他。

看完信后,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把公文拉到面前,快速浏览了两份文件,用一支大铅笔做了几处批注,然后推开文件,转向咖啡。他啜着咖啡,翻开一份还潮乎乎的晨报,开始阅读。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订阅并阅读一份自由派报纸--并非极端的那类,而是鼓吹多数人观点的报纸。尽管科学、艺术、政治对他并无特殊吸引力,他却坚定地持有这些领域里多数人和他的报纸所秉持的观点；只有当多数人改变观点时,他才会改变--更确切地说,他并非改变观点,而是观点在他内心不知不觉地自行变化。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并非自己选择了政治见解或观点；这些政治见解和观点是自动来到他身上的,正如他不曾选择帽子和外套的款式,只是随手拿了当时流行的穿戴。对他而言,生活在某个社交圈--由于人到壮年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的脑力活动--拥有观点就像拥有帽子一样不可或缺。如果说他偏爱自由派而非保守派（他圈子里许多人也持保守派观点）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并非因为他认为自由主义更理性,而是因为自由主义与他的生活方式更为契合。自由派说在俄罗斯一切都糟透了,而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确实债台高筑,手头拮据。自由派说婚姻制度早已过时,需要重建；家庭生活也确实没有给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带来多少乐趣,反而迫使他撒谎和伪善,这与他天性背道而驰。自由派说--或者暗示--宗教不过是约束野蛮阶层的缰绳；而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连做一次短礼拜都站得腿疼,始终不明白那些关于来世的可怕而夸张的言辞有何意义--今生本来可以如此有趣的。此外,喜欢开玩笑的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还爱用一句话来刁难头脑简单的人:如果一个人以出身自豪,就不该止步于留里克,而该承认家族最早的创始人是猴子。于是自由主义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的习惯,他喜欢自己的报纸,就像饭后喜欢雪茄一样,因为它在他脑中散播一层薄雾。他读了社论,大意是说:如今叫嚣激进主义要吞噬一切保守势力、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镇压革命九头蛇,这种做法毫无意义；相反,“依我们看,危险不在于那虚幻的革命九头蛇,而在于阻碍进步的顽固守旧传统”等等。他还读了另一篇金融文章,提及边沁和穆勒,并含沙射影地抨击内阁。他以特有的机敏捕捉到每句暗讽的意图,猜测其出自何处、针对何人、基于何事,这照例给他带来某种满足。但今天,这份满足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以及家中糟糕的状况破坏了。

他还读到贝斯特伯爵据传已前往威斯巴登,以及不必再有白发、一辆轻便马车出售、一位年轻女子求职之类的新闻；但这些消息并未像往常那样给他带来平静而嘲弄的快感。看完报纸,他又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黄油面包卷,站起身,抖掉马甲上的面包屑,挺起宽阔的胸膛,快活地笑了--并非因为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这快活的笑容是因为消化良好。

然而这快活的笑容立刻让他想起了一切,他变得若有所思。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童声（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听出是家里最小的男孩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他们正抬着什么东西,又掉了下来。

“我跟你说过别让乘客坐在车顶上,”女孩用英语说道,“喂,把它们捡起来！”

“一切都乱糟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想,“孩子们自己跑来跑去。”他走到门口叫他们。孩子们扔下那代表列车的盒子,进来找父亲。

小女孩--父亲的掌上明珠--大胆地跑上前,搂住他,笑着挂在他脖子上,像往常一样享受着他胡须上散发的香水味。最后,小女孩吻了吻他因弯腰而泛红、充满柔情的脸庞,松开手正要跑开,却被父亲拉住了。

“妈妈怎么样？”他抚摸着女儿光滑柔软的小脖子问道。“早上好,”他对走上来问候的男孩微笑着说。他意识到自己更爱女儿,对待儿子总是尽量公平；但男孩感觉到了,并没有对父亲冷淡的笑容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回答。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叹了口气。“这说明她又一夜没睡,”他想。

“嗯,她开心吗？”

小女孩知道父母之间吵了架,也知道妈妈不可能开心,爸爸肯定明白这一点,只是这样轻描淡写地问是在假装。她为爸爸感到脸红。他立刻察觉了,也红了脸。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说要我们做功课,但她说要和霍尔小姐一起去外婆家散步。”

“好,去吧,塔尼娅,我亲爱的。哦,等等,”他说着仍拉住她,抚摸她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台上取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个小糖果盒,挑出她最喜欢的--一颗巧克力和一颗软糖--给了她两颗。

“给格里沙的？”小女孩指着巧克力问。

“嗯,是的。”他仍然抚着她的小肩膀,吻了吻她的发根和脖子,放她走了。

“马车准备好了,”马特维说,“不过有个人带着请愿书来见您。”

“来了很久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问。

“半小时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立刻告诉我？”

“总得让您至少安安静静喝完咖啡吧,”马特维用那种亲昵而粗鲁的语调说--这样说话是不会惹人生气的。

“好,立刻让那人进来吧,”奥布隆斯基烦恼地皱起眉头说。

请愿人是一位上尉的遗孀卡利宁,她提出一个根本不可能也不合理的要求；但斯潘捷·阿尔卡季耶维奇像往常一样,请她坐下,专注地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然后详细指点她应该去找谁、如何申请,甚至用他那大而潦草、漂亮清晰的手笔,给一位可能帮得上忙的人物写了一封自信而流畅的便条。打发走上尉遗孀后,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拿起帽子,停下来回想是否忘了什么。他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忘,只忘了想要忘记的事--他的妻子。

“啊,对了！”他垂下头,英俊的脸上现出苦恼的神情。“去,还是不去！”他自言自语；内心有个声音告诉他不能去,去了只会带来虚伪；改善关系、修复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让她重新变得迷人、能激发爱情,也不可能让自己变成不受爱情影响的老人。除了欺骗和谎言,现在什么都改变不了；而欺骗和谎言违背他的天性。

“但总得有个了结:这样下去不行,”他试图给自己鼓劲。他挺起胸膛,取出一支烟,抽了两口,丢进一个珍珠母烟灰缸里,然后快步穿过客厅,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妻子的卧室。